作为欧洲央行购债计划之一的担保债券（coveredbond）首战出师不利，或难助欧洲央行实现扩表1万亿欧元承诺。然而，全面QE（包括购买各国政府债券）或只能在理想中“丰满”，毕竟各国在欧元区的政治大熔炉中各存私心，这也总让现实显得太为“骨感”。

      “超国家层面、牵涉主权让步的措施（全面QE）在当前情况下很难实现，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常年专攻欧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除了货币政策层面的争议，当前亦有不少专家对以德国为首推行的财政紧缩（fiscalausterity）表示异议，认为这才是导致欧元区“久醉不醒”的根本原因。

      担保债券交易总价“有点低”

      欧洲央行最新消息显示，该行上周结算的担保债券购买交易总价值为17.04亿欧元（约合22亿美元），这是该行为刺激欧元区经济而采取的最新措施。

      欧元区的担保债券市场容量高达2.6万亿欧元，然而此次成交价值缘何如此之可怜？“其实，这主要因为欧洲央行只会购买符合其抵押品框架的资产，该行不可能为了救市而过多危及本身资产健康。”分析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此次乃欧洲央行六年以来第三度入市。在2009年，该行成功购买了总额600亿欧元的担保债券；在此后的第二轮购买计划中，该行也拼尽全力勉强完成了400亿欧元的购买任务。然而据知情人士称，此次该行只是在二级市场购买担保债券。

      资产担保债券已经是最为安全的资产之一，是银行等储贷机构用资产负债表中部分资产做担保、对外发行的一种债券，其中担保资产的包括抵押贷款（mortgageloans）、公共部门贷款（publicsectorloans）等，全球市场上有90%的此类产品来自于欧洲，尤其是丹麦、德国、西班牙、法国和瑞典。由于金融文化和筹资传统的差异，美国金融机构偏爱用ABS等资产支持债券作为筹资工具。

      为缓解通缩风险，欧洲央行还将在第4季度某个时间点开始购买资产支持证券（ABS），并在12月开始新一轮的超低利率4年期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此外，外界盛传欧央行可能购买企业债，为宽松加码。通过此类操作，欧央行试图令各银行提供更多贷款，改善借贷环境，这是欧元区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之一。

      尽管如此，为何外界近期如此容易涌出悲观情绪？其实这和欧洲央行雄心勃勃的终极目标息息相关。该行希望使经济复苏并达成2%通胀目标，并使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回到2012年初水平，即3万亿欧元。德拉吉此前承诺要再扩表一万亿，而目前仍存在7000亿欧元左右的缺口。

      全面QE——现实太“骨感”

      购债计划出师不利，全面QE的呼唤声自然会再度高涨，这已近乎成为了“膝跳反应”。然而，现实总是不如理想来得丰满。不论就财富效应，还是就各国或产生的分歧，全面QE都将步履蹒跚。

      “欧洲缺乏的是信贷需求，而且欧洲财富效应较美国、日本、英国都更差，因此欧洲经济复苏问题并不能通过美式宽松实现，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而应该着眼于财政政策和欧元区范围内的共同长期投资，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性投资。”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阿特斯（PatrickArtus）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也暗示了QE难成一味良药。

      阿特斯具体解释称，欧洲经济复苏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信贷需求不足，这是欧洲经济结构所致，包括工业投资不足、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并不能通过简单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来改变；另外，美国、日本和英国宽松政策能够迅速见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宽松带来的财富效应，而财富效应在欧洲并不明显，而且整个欧洲各个部门从企业到普通民众都正在去杠杆。

      所谓的缺乏财富效应，即欧洲的养老基金是不能入市的，且欧洲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性质也不强，因此财富效应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QE财富效应低下等问题之外，更为严峻的“拦路虎”则在于政治层面上的分歧。常年专攻欧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告诉记者，超国家层面、牵涉主权让步的措施（全面QE）在当前情况下很难实现。

      “推行广泛QE会产生道德风险，弱国会依赖救助，而德国等核心国将会吃亏，导致‘恶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果。这一反向机制长期可能致使欧元区走向解体。此外，德国考虑到私利，绝不会在全面QE这一关卡上放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不过他也表示，欧元区复苏仍在持续，不必过度悲观。

      财政紧缩——好心干坏事？

      尽管全面QE不太可行，但欧央行的降息、购债计划本应产生的刺激效应也鲜有体现，除了渗透时间尚短之外是否另有隐情？

      “对如欧洲等发达国家而言，其政策缺乏清晰性，即一边实行宽松货币的货币政策，一边又进行财政紧缩，这让各界一头雾水，更是打击了信心，因此财政紧缩实为缺乏纪律的表现。”纽约大学（NYU）斯特恩商学院院长彼得·亨利（PeterHenry）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他进一步解释称，有纪律并不意味着要走极端，而是要长期做有益经济的事情，比如在萧条期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赤字。因此，在现阶段如德国那般强硬的坚持财政整顿可能束缚了欧元区的进一步复苏。

      无独有偶，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近期撰文猛烈抨击了欧洲的财政紧缩政策。文中指出，紧缩政策的结果完全是灾难性的，欧洲经济再次面临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的危险、西班牙和希腊处于萧条之中，漫长衰退不但削弱了欧洲经济的潜力，还将危及欧洲的民主制度以及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信心。斯蒂格利茨抨击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Merkel）等欧洲领导人固守错误的理论，执意推行紧缩政策而罔顾事实。

      “欧洲更为悲剧的地方在于，所有那些痛苦都是不必要的。尽管紧缩政策无效的证据堆积如山，德国和其他强硬派却变本加厉，将欧洲的未来压在一种早已失去信誉的理论上面。为什么不向经济学家提供更多事实来证明理论之可行呢？”斯蒂格利茨如是反问道。可见，欧洲的全面复苏要走的路或比想象的要更为漫长，而仅留于货币政策层面的探讨也显得有些“稚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