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梳理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及解决路径，9月7日，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主办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法律问题专家研讨会”在合肥举行。与会专家认为，凯迪电力ABS司法判例填补了国内ABS相关案例的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该判例对资产证券化各种产品的发展，对交易的安全性、合规性，以及对未来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依据均提供了很好的法律实践支撑。

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呼吁”亦是此次研讨会重中之重。与会人员表示，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性法制建设亟待加强。

凯迪电力ABS判例成“里程碑”

2018年8月6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中院”）做出（2018）皖01执异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陵凯迪”）在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国网”）应支付的电费及补贴3000万元的执行。

一锤定音，合肥中院关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的执行异议一案画上句号。

对于合肥中院的裁定，业界给予了高度肯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曙光认为，该判例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合肥中院把三个合同视为一个整体，确定了“基础资产是不是成立”这样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对资产证券化当中破产隔离的最大的障碍，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的突破。“这个突破，一个是效率上的意义，一个是法律上的意义。”

“判例同时把原始权益人和基础资产未来的收益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隔离，填补了空白，对资产证券化各种产品的发展，对交易的安全性、合规性，对未来的立法依据均提供了很好的支撑。”李曙光表示。

“本案推动了资产证券化破产隔离的重要的司法实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东如此评价凯迪电力ABS判例的典型意义。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该案缘于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8年5月23日，合肥中院在审理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以下简称“科农行大兴支行”）与南陵凯迪、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科农行大兴支行的申请，作出民事裁定，冻结南陵凯迪和凯迪生态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价值相当的相关财产。

在财产保全案件执行过程中，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对合肥中院“冻结南陵凯迪在安徽国网3000万元应收账款”的行为提出书面执行异议。

平安大华汇通财富认为，应支付电费及补贴3000万元系平安大华汇通财富所有。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已代表“平安凯迪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向包括南陵凯迪在内的三家公司购买了特定期间（专项计划设立之日起至2020年6月12日止）的上网电费收费权，支付了11亿元的转让对价，并在中登网进行了转让登记，安徽国网亦同意南陵凯迪转让电力上网收费权。

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称，凯迪生态主体信用评级下调至C级后，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已依约向安徽国网发出权利完善通知，通知其电力上网收费权转让事宜，并要求电费收入款项直接支付至专项计划账户。

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6月12日，平安大华汇通财富依照证监会《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设立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发行总规模为11亿元，存续期为5年，募集资金用以受让隆回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松滋市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南陵凯迪（上述三公司合称“原始权益人”）合法拥有的电力上网收费权，由凯迪生态担任差额支付承诺人。

科农行大兴支行辩称，结合《基础资产买卖协议》，平安大华汇通财富诉请所涉财产不属于专项计划，请求法院驳回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公司的异议申请。

合肥中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涉案的“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证券化”中，平安大华汇通财富与南陵凯迪等原始权益人达成的《专项计划说明书》《专项计划标准条款》和《基础资产买卖协议》三份合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理解。

其次，合肥中院认为，依据签署三份合同，足以认定平安大华汇通财富以11亿元的对价，受让了原始权益人因生物质发电自包括安徽国网在内大三家电力公司应当取得的电费、可再生能源补贴、调峰及停机补偿等产生的一切相关现金收入债权。

再次，法院认为，就涉案债权，虽然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但结合签署的三份合同，认定双方当事人就案涉电费及补贴，形成的是债权转让关系而非质押担保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合肥中院认为，科农行大兴支行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理由有三。其一，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已提供证据证明完成了11亿元对价的支付义务；其二，不能以资金归属界定电力上网收费权的归属；其三，鉴于《专项计划说明书》已有明确定义，因此涉案电力上网收费权的对象不仅包括电费，还包括各项补贴。

最终，合肥中院裁定，中止对南陵凯迪在安徽国网应支付的电费及补贴3000万元的执行。

ABS法律基础亟待加强

与会专家同时表示，凯迪电力ABS判例存在缺乏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上位法依据、基础资产的范围边界认定等讨论问题。

证监会债券监管部负责人讲话中也表示，“要解决ABS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有牢固的法律基础和有力的司法保护，目前依据的多为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来保证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运行，面临了很大的法制上的不确定性。”该负责人表示，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性法制建设亟待加强。

记者梳理发现，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十几年间，共发布的政策法规五十余个。

“结合对凯迪电力ABS案例的深度剖析，促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整体法制环境的形成，进而推动《证券法》的修订，确定资产支持证券的法律上的地位，为ABS业务保驾护航。”证监会上述负责人称。

李曙光也表示，资产证券化目前在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金融创新工具，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任何金融创新工具的创意出来，都有一套制度来予以支撑。要依照法律制度的安排来巩固一些交易的基础，让金融工具来实现它的目的。有一套讲究效率的制度之外，它也应该有一套防范风险的制度。”李曙光强调。

据介绍，资产证券化业务经过十多年的呼吁推动，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特别是2014年，审批制度改革，从审批制变为备案制以后，资产证券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15～2017年，发行量从2000亿到这个9600亿，增长迅速，反映出社会及广大投资人对于ABS产品的巨大需求。实践证明，ABS对于满足企业融资、改善财务结构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述负责人表示，到目前为止，存续专项计划是1414只，托管的面值是1.17万亿元。风险防控方面，有七家管理人管理的8只产品处于违约状态，违约率是0.31%，总体风险可控。从国际上来看，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虽然整体的风险可控，个体的风险还是要引起高度的关注。”证监会上述负责人强调，从日常监管和已出现的违约情况来看，部分风险形态比较严重，比如基础资产涉嫌造假、原始权益人出售给专项计划的资产本身涉嫌欺诈；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违规抵质押、关联方增信失效、部分管理人执业质量堪忧等等问题。

专家呼吁《破产法》增加破产隔离机制

那么，如何立法、修法，才能为资产证券化构建更为有力的法律体系保障？ 参加研讨会专家提出了诸多建议。

“《证券法》的修订要纳入基础资产的概念。”李曙光表示，目前央行、银保监会均有不同的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建议统一纳入《证券法》当中。

李曙光同时建议，在目前《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当中，在物权当中加进“请求权”的概念，对于未来权益特别是基础资产登记公示制度，能够有所体现；而《合同法》的修改过程中，对于未来可期待的利益应该给予重视。

9月5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今年11月3日。

证监会上述负责人也希望，通过司法的实践活动，确认资产证券化最基本“破产隔离”这个核心的法律制度，积极争取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以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明确。

“对于《破产法》，要增加破产隔离的机制，对基础资产进行认定。”李曙光认为，应该允许任命专业人士来担任管理人，去接管经营未来收益的整体业务，允许债权人债务人去选择管理人。

李曙光特别强调，资产证券化操作过程中，要恪守真实性、洁净性和整体性三大原则，警惕虚假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不要轻易改变结构，不得有超出法律的约定，不能有后手交易；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要比一般的IPO要更加强调信息披露，还要通过风险自留的方式来降低道德风险；还要警惕防止再证券化。

“呼吁建立违约债交易市场，未来高风险高收益的这种违约债，市场会非常发达。”李曙光表示，中国可以未雨绸缪建立违约债券市场，来降低资产证券化当中的风险。

然而，在资产证券化的立法进程眼前尚不能配合ABS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下，杨东表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打破中间环节，使得融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技术手段包括监管科技的应用，可以使资产证券化资产更加可信，利益相关方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权益的自动履行。如通过包括智能合约事前做一些条款设定和约定，避免事后的法律纠纷。”杨东认为，借助区块的技术，可以更好地实现资产的数字化包括未来收益权，可以增强资产的流动性还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也能够降低纠纷的成本。

（编辑：夏欣 校对：翟军）